闵元启语气变得相当沉重，他缓缓接着道：“训练至今，我记得是有三个兄弟在训练中不慎身死。他们被追赠为烈士，神主入我军公祭的英烈祠堂，下葬等一切费用都按战死来算，抚恤也是和战场阵亡一样，其家人遗族我们也会如战死军人一样照顾。朱兄不必皱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军成立不久，其后可能要面对万人甚至数万人规模的激战，对抗的是最为残暴凶恶的流寇。此辈穷凶极恶，过处都是赤地千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又和官兵交战多年，论战斗的经验和意志，还有军中的残暴气息远胜我军十倍百倍。我们的时间不多，瑞皇上殉国大行，流寇得了京师后理顺北方诸事就必定会南下，到时候我大河卫身处淮安重地，自古守江必守淮，不管是为了保我们这一方平安还是替朝廷守住淮安时间都是不多。此时训练受这么点伤和死上几个弟兄都不成，那么我拉着三千多弟兄去对抗流寇，敌人有过万或数万人，可能咱们的人得死上几十几百乃至过千人，若训练不精甚至全军覆没，朱兄，那时候又该如何说？我是要尽量做到甲坚兵利，将士们身上的铠甲和兵器必要求厚求精，我不能带着赤手空拳的将士上战场，但平时训练，我也会叫他们流尽身上最后一滴汗，甚至辛苦危险不下于战场……朱兄，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啊，只能这样苛待将士了。”
朱万春听的悚然动容，半响过后才长揖道：“元启，是我想左了，原来就是这般，大家都是情非得已。”
崇祯死后，倒是在一时间激起了民间的愤慨之心，虽然对官绅士大夫来说，崇祯之死反而是叫他们放下心防，此时不再将李自成当成纯粹的流寇，而是视为新朝之主。
一朝灭，一朝兴，李自成从流寇头子到打进京师称帝，必定会有过人之处。
从崇祯十七年起，开始陆续有正经进士出身的文官投降李自成，到李自成进京时，南逃的官员并没有几个，殉国的多半是太监和勋贵，文官就没有几个。
在十七年前，殉国的反而是文官为多，不管是城池被攻陷时自杀，或是被俘后不屈被杀，反正投降的文官从大吏到普通的州县官员是一个也没有。
人都是怕死的，但是考虑到家人和家族之后，再怕死的人也会考虑到自己投降后家族和妻儿的下场会如何。
在十七年之前没有人相信李自成为成功，到十四年前后，张献忠投降归附，罗汝才投降，革左五营分散逃到大别山脉深入，李自成在潼关中伏，老营兵被打散的只剩下千多人，被迫躲到商洛山里。
大明没有一个州县失陷，也没有一个进士出身的官员投降附逆。
不光光是一个骨气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考量问题。
从贼附逆，家人和家族都受连累，同时自己在史书上也落个臭名声，人生艰难惟有一死，但必要之时，也就只能一死了。
所以在松锦之役时，大军失败洪承畴失陷军中，崇祯直接给这位大臣上了祭词，追赠谥号，因为在洪承畴之前的所有文官大吏，甚至是高级武将选择投降的都没有多少。辽镇投降的将领多半是守备到游击级别，官职不大，在辽东地方和女真打交道又多，惜死投降或是投机女真，觉得女真最差也能割据辽东百年，所以才选择降顺。
而从袁应泰这个辽东经略，到高阳城中抗清不屈而死的孙承宗，大明文官就没有一个选择投降的，不管是东虏还是流寇，文官的选择便是力战不屈，殉国尽忠，以守臣节。
倒是在京师陷落崇祯殉国后，文官身上的枷锁被打开了，从道义上和实际上来说几乎所有的官绅士大夫阶层都认可了大明亡国的事实，这也就是京师文官多半投降的原因所在。
这个时候，闵元启若是说在练兵等着打东虏，荒唐不说还容易动摇士气。
东虏几十年屡战大明官兵，每战杀伤甚多，知名的文官大吏和总兵级别的将领在辽东不知道死了多少，东虏在大明民间已经成了不可敌的代言词。
到了崇祯十七年时，清军又先后五次入关，抢掠杀伤影响半个中国，大明官兵除了早期卢象升打了一场，后来在四城之战打败了阿敏之外，剩下的四次表现是一次不如一次，甚至清军能在山东放马半年，在大明核心腹地悠闲放牧，直到秋高马肥才悠然带着抢掠的财富和丁口回关外，简直就是丢脸丢到姥姥家。
第五次清军入关，兵锋已经抵南直隶，后来有人说是史可法防御森严，清军有所忌惮才没有继续南下，其实按闵元启现在的想法，多半是清军畏惧南直隶地方水网密布江河纵横，加上当时天热起来了，清军惧热，加上对南方地形不熟，当时又没有混元一宇征战建立政权的需求，所以清军一触即回，和史可法的布置应该是没有任何关系。
真有必要的时候清军还是会选择不断南下，多铎从北京出来先打到河南，再从河南南下到徐州淮安，下扬州渡江至南京，再打到杭州，不一样是水网密布和闷热天气？只是那时候他们已经入关，具备了建立全国政权的条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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