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企业严格遵守“朝九晚五”的上下班时间，中间还有两个小时的午休。
换言之，每天只有大概六小时的工作时间。
前红盟还在上升期的时候，也曾推行过“六小时工作制”与“七小时工作制”。如果是相关部门核准的危险劳动、重劳动，那么每天一天就只需要工作四小时。对于那个时期的红盟公民来说，“八小时工作制”还是很资本很剥削的东西。“加班”更是在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添砖加瓦。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却拿着一点五个人的工资，就等若是消灭了半个人的消费。消费上不去，社会再生产的大循环就会受阻，经济危机自然会萌芽。日本那种员工下班时候主动打卡下班再回工位上班，给公司节约工资也让劳动局无从下手的扯淡地方，搞不好经济实在是太正常了。
只不过前红盟一直内忧外患，这些工作制度在各地的执行状况并不统一。随着第三帝国的虎视眈眈，前红盟更是为了备战而暂停了这一套制度。而在卫国战争的腥风血雨之中，红盟开始不计代价，曾经崇高的理想被彻底忘却。从六七十年代开始，特权阶层在红盟已经为所欲为，他们甚至敢于叫嚣自己“想怎样干，就怎样干”。保障工人福利的制度形同虚设。
除了极少数小体量的作坊式企业之外，或许超人企业就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地球上唯一一家平均年工作时长这么短的大型企业了。
而这六小时之外的时间，则由员工自由安排。
西三环那边的文员，陶恩海很少见。想来他们下班之后，也可以约着去商场逛一逛，看一看电影。或者还可以唠唠嗑。
毕竟那边就只有一间办公室。
而研究中心这边的选择就多了许多。向山他们都占了一整间办公楼。不仅如此，周边还有好几家实验室都是他们的。
余下的空间就大了许多。
超人企业还有一个相当了不得的图书室，有专人看管，在休息日也对员工开放。里面有资料很全，另外还有一些放松身心的文娱产品。
另外，超人企业也鼓励员工在工作之余自发结成“兴趣小组”之类的组织。适度运动有益于保证精力充沛。兵击爱好者陈锋先生就在公司内部组了一个“午休剑术培训班”，几个爱好者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到地下室练练手。
不过，他们也有一些更符合“学者”身份的业余活动。
比如说，开堂讲课。
即使是世界顶级的学者，里面也有很多人都拥有教职。这里的“教职”可不是指如同手艺人带学徒那样的带研究生，而是正儿八经的在班级面前授课。比如说赫尔曼·闵可夫斯基先生，就是在苏黎世大学的数学课上遇上了尚未成名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并给后者留下了“数学不好”“一条懒狗”等评语。
要知道，闵可夫斯基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了，刚刚二十岁就能与彼时世界第一的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谈笑风生。而他鄙视青年爱因斯坦数学水平的时候，已经过了而立之年。
除开“继绝学”的想法、满足“教书育人”的精神需求之外，学者做教职，也是对自己很有好处的。
科学本质上就是用一套“大家都能接受的话语”，来将自己看到的“部分真理”落于文字，然后再拿出去与别人比较，相互砥砺，如此不断进步。
而思考“如何将我所知道的真理教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对自身所学的总体性思考。你要让人看到自己所看到的事实，，要让别人信服，要让别人从无到有的接受你的理念。这个过程是有利于系统性研究的学术研究的。
向山理所当然的在清华那边挂着名字。陈锋也算是北大的研究员。除开他们之外，超人企业的其他学者都不介意才本地的学术机构挂个名字。这也有利于他们融入当地环境。但是，受限于研究的安排，超人企业的研究员基本都没有在大学的教职。
所以，他们想要讲课，也就是对内了。
这是向山倡导的一项举措。研究部门的各位头部或多或少做过这种事。休息时间或者没有科研任务的工作时间都行，随心所欲，内容自定，面向公司内部员工进行讲课，以系统性整理自身的思路。
对于研究部门的员工来说，这简直就是一项福利。包括约格莫夫在内，大部分学者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就算不是，在这么个环境下也很快就会提升上来了。
这在外面算是可遇不可求的。
如果约格莫夫愿意去清北开一堂课，怕是整个生物系都要挤过来听讲。
陶恩海进公司三周了，这种讲课也遇到过好几次。只不过，他听得不是很多。离开自己的专业之后，他在其他领域就和普通人一样无知。做跨学科研究，也不是一开始就从其他领域最尖端的内容听起。
他还得花时间打基础。
英格丽德写完了题目，道：“确实，有兴趣的话来听听看？”
英格丽德·格拉纳特女士虽然是做语言学的，自称传统的“生成-转化学派”，但是研究方法很接近“认知科学”。她也研究人脑处理语言的机制。陶恩海觉得，如果自己正式去做的话，和这位女士合作机会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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